倒霉

　　我出门上班前，妻子在我的脸上轻轻地用右手打了一下。美名曰：“你今天一定有好运。”我说：“什么好运，女人的手打在男人的脸上，一天都得走倒霉的运。”妻子说：“你这一张乌鸦嘴，什么好事到了你的嘴上就会变为坏事。去，去，去……还不出门上班车都开走了。”
　　妻子的手打在我的脸上并不重，但我的大脑总是恍恍惚惚的。是什么在我的眼前作怪，我一时也说不清楚。一到办公室别人打开水的打开水。泡茶的泡茶。我这一个一整天都不喝一口茶水的人，把自己办公室的地面拖了，桌上的灰尘掸了。坐下，理清着工作的思路。每月20号前要交党费，25号前要完成政工工作计划，30号要安排生产会。今天已经是17号了我该填表收缴每一个党员的党费了。不一会儿全单位的党员的党费都交齐了。我一看墙上滴滴答答走着的时钟正好十点正。也正是整个办公楼人来人往最多的时候。我本想晚一天才到财务交党费，不愿与下面来办事的人凑热闹。可是我心里想的和我行的不一样，不知不觉地鬼使神差似的拿了钱和填的表到了财务的办公室。谁都知道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况且我还是办公室的主任，肯定财务的办事人员首先办理我的事了。凉在一边的人等我交完了党费，他们才一个一个地办着自己的事。
　　我的前脚刚跨出门外，后脚还在门内，身后就听到了一片的吵闹声。我只好把迈出门的那一只脚踅了回来，回过身，转过头，看见一个长得来牛高马大，五大三粗的人正满口粗话地拉着财务的负责人就要动手打。我一个箭步蹿了过去，用身子挡在了财务负责人的面前。一看那气势汹汹的人，是我们单位病休的神经病人。我说：“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好好地说，偏偏就要动手动脚。”神经病人说：“有什么好说的，我拿我的卡到银行去取钱，去了一次又一次就是取不出来，你们就是在整我。”我问财务负责人是怎么回事。财务负责人回道：“他那个滕子没有草头，我们打在他账户上的多了一个草头，所以钱就取不出来。”我说：“你们就赶快给别人改过来。”财务负责人说：“我们已经改好了，正准备要车到银行去，谁知他一来就蛮不讲理地对我骂，还大打出手。”
　　我对神经病人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知错已经改了，就用不着又打又骂了。”我一边说着话，一边让他坐下来消消气。已经气得红了眼，大脑再不能控制自己的神经病人，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哪里听得进去我的劝。口中吼道：“你还护着他们。”说着，一巴掌重重地打在了我的左脸上。
　　他出手的那一巴掌，把我打得了晕头转向，眼冒金星，身子也晃了几晃，才站稳了脚跟。
　　打骂声，引来了满屋子的人。单位大大小小的领导都挤在了房子内。有的叫着：“快报警。”有的叫道：“在是神经病人也不能出手就打领导，要重重地处理。”
　　我的左手捂着火辣辣痛的脸，说：“你们谁也不要说什么了，让他走。”
　　我的声音是那么的洪亮，让在场的每一个都惊呆了，一个个地为那神经病人让开了一条道。神经病人不知是理亏，还是什么原因。顺着人们让开的道，一趟子跑出了财务的办公室，不一会儿就在人们的眼前消失了。
　　我满腔的怒火不知对谁发。回过神来的财务办公室里堆挤的人，一个个瞪着大眼睛看着我说：“你要不要坐小车到医院去看一看。”我吼叫道：“又没有红，又没有青地到医院去看一个球。你们是不是想我对这样的神经病人敲竹扛。让他出一点医药费，你们就心满意了？”说着我拿出了揣在衣兜包里的手机。拨通了神经病人家里的电话，毫不客气地对着电话那头吼叫道：“你们大人是怎么监护自己的儿子的，跑到单位来胡搅蛮缠，又打办事人员，又打领导。真是没有王法了。下次你们儿子要到单位来一定由你们大人带着一路来。不能再发生此类的事了。”说着我把手机给关了。对方说了些什么只是留在了盲音里了。
　　一个个围观的人都离去了，我也稀里糊涂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好长一段时间才回过神来。总感觉到自己的鼻梁上掉了一件什么东西。想了半天，才从眼前的模糊视线中想起了自己戴着的眼镜不见了。我又返回财务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人东寻西找，好不容易地在一个墙角处找到。“这小子够狠的，把你的眼镜都打飞了那么远。想来你那细皮嫩肉的脸一定被他打痛了。”我听着财务人员对我说的话，出了他们的房门。看着雾气沉沉的天空，面对着打我的是一个神经病，我又能说什呢？只能忍气吞声，如哑巴吃黄连，说不出的苦。
　　我回到了家里，不知谁早就跟我的妻子通风报了信。一进门妻子就把那一双眼睛盯在我的脸上，还笑嘻嘻地对我说：“你这一张乌鸦嘴，出门就说一些不吉利的话。这下好了，被神经病打了你只好自认倒霉吧。”
　　我说：“我被神经病人打了还是小事一桩。更离奇的是我一整天都处在倒霉之中。总厂的领导到我们单位来检查工作，提出要走路到每一个工号去看一看，大领导都愿意走路不坐小车，我这一个小领导还能说什么，只好奉陪了。别人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就不跌跤，可我就是重重地跌在了山道上。跌得我的手上和脚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搞得来我哭笑不得。还得一拐一瘸地陪着领导走完了每一个工号。回到了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