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掌掴事件”看媒体责任
先是一则“阎崇年无锡签售被打”的帖子在网上广泛流传，接着“掌掴事件”的前因后果相继曝光，进而在众人一致的关注下“掌掴事件”也逐渐升级。掌掴者姓名、地址等私密信息逐渐被曝光，遭遇双顶处罚更一度引发争议，发展到阎先生再次签售，则要出动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为其护驾，而掌掴者本人在被释后，更俨然以反抗话语霸权的斗士自居。这一场因一个掌掴引起的争执剧愈演愈烈，社会各方自是众说纷纭，但本人在此赘述的，无关事件本身，而是此事件背后媒体的责任。
文人相轻，历来有之，但也不过口舌之争，可这次一下子却由学术问题上升为“治安问题”。都言“君子动口不动手”，打人者也许真的如其自述，一直对阎先生言论颇有微词，事发那天本想与阎先生交流，但没机会表达，忿而掌掴，一则吐心中不快，再则欲发众人思。不过仅仅由于观点迥异，竟对一位74岁高龄的长者下狠手，于情于理都实在是说不过去，倘若有心就坐下来，把观点亮出当面对峙，甚至言语争执几句，倒也算不了什么，但非要一怒而掌掴，则就近乎于野蛮了。
不过，这事发自偶然，实非偶然。试想，如果掌掴的是一介平民，而非大名鼎鼎的阎崇年，则无论是在田畴之间，亦或在光天化日下的公众场所，则断不会吸引那么多人的注意，以至厅谈巷议，更不会被看来是一场小人物反抗大权威霸权的“革命”事件。而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媒体的翻手作云覆手雨，正因媒体的偏爱，才造就了话语权的极度不平衡。一方面，精英学者借助媒体，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话语霸权。出于功利性，版面抑或收视率的需要，媒体把过多的资源给了明星学者，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会高调报道，而明星学者也往往口出妄语，语不惊人誓不休，以博眼球。另一方面，大众的话语权却极为匮乏，除了互联网之外，在主流媒体中，几乎找不到任何表达的平台。联想到于丹女士在公众场合，有男子身穿“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T恤以示抵制，网上对易中天、王立群等人的批评也是“声声刺耳”，就是阎先生的贴吧也充斥着不同声音，质疑、责骂亦不鲜见。但这些都为风光的电视直播、红火的签售场面和连篇累牍报道所遮掩，以至于持不同观点者不借用怪异方式，而不足引起舆论的青睐和众人的反思。而在出现类似事件时，媒体一定程度上的推波助澜，动则人肉搜索、网络追杀、网络通缉，再辅以无良娱记肆意炒作，直接刺激了民众的神经，甚至将一件寻常小事发展成为一场针对某人体的道德声讨！虑及两者的不平衡，也就不难理解大众情绪的反常了，如果一味指责他们不理性，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笔者以为，对于“掌掴”事件，大众应予反思，学者和媒体更应悔过。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不仅要以为百姓代言、为群众鼓与呼为己任，还理应建立起令人信服的公信力。公信力从何而来？非公则无从谈信。就话语权而言，媒体非但不应“嫌贫爱富”，还要格外注意话语权的平衡问题，尽可能地为大众发言提供方便，让普通民众有更丰富、更广泛的发言平台！唯有如此，才不致将媒体传播蜕变为思想灌输，才不会让商业逻辑渗透了文化传播的每一个环节，使得学者退化成了明星，专著退化成了讲话，学术退化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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