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长给2008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演讲

按照这所古老大学的奇怪的传统，我应该是站在这儿，告诉你们那些永恒的智慧。我就站在这个讲坛上，穿得像个清教徒牧师一样——这个打扮也许已经吓到了我那些高贵的先人们，让他们以为是巫婆现身（校长是女的，译者注）。这会让英克利斯（Increase）和考特恩（Cotton）父子俩（他们反对清教，译者注）忍不住想审判我的。但是，我还是要站在这儿，跟你们聊聊。
   
    你们已经上了四年的大学了，我当校长还不到一年；你们认识三任校长，我只认识大四一个班的学生。那么，经验是什么？也许你们应该搞清楚。也许我们可以互换一下角色，我可能就会以哈佛法学院惯有的风格，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自说自话。
   
    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似乎都做到了——不管程度多少。但我最近才知道，从5月22日开始你们就没有晚饭吃了。虽然我们会把你们比作已经从哈佛断奶的孩子们，但我从没想到会这么彻底。
   
    再让我们来说说那个“自说自话”吧。让我们把这个演讲看作是一个答疑式的毕业生服务，你们来提问题。“浮士德校长，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在哈佛读四年？校长，四十年前你从学校毕业的时候，肯定学到不少东西吧？”（四十年了。我可以大声地说出我当时生活的每个细节，和我获得布林莫尔学位的年份——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但请注意，我在班里还算岁数小的。）
   
    其实，这个答疑环节你们早就从我这儿预定了。你们问的问题也大概就是这类的。我也一直在想该怎么回答，还在想：你们为什么为这么问。
   
    听我的回答。2007年冬天，助理就告诉我要有这么一个演讲。当我在Kirkland听中午饭的时候，在Leverett吃晚饭的时候，当我在我上班时和同学们见面的时候，甚至当我在国外碰见我们刚毕业的学生的时候，同学们都会问我一些问题。你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问课程计划，不是提建议，也不是问老师的联系方式或者学生的空间问题。实际上，也不是酒精限制政策。你们不停地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很多都去了华尔街？为什么我们哈佛的学生中，有那么多人到金融、咨询和电子银行领域去？”
   
    这个问题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回答，我要用的是威利萨顿（一个美国银行大盗，译者注）的回答。你们可能知道，当他被问到为什么要抢银行时，他说“因为那儿有钱”。我想，你们在上经济学课的时候，都见过克劳迪亚·戈丁和拉里·凯兹两位教授，他们根据七十年代以来他们所教学生的职业选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发现，虽然金融行业在金钱方面有很高回报，但还是有学生选择了其它的工作。实际上，你们中有37个人选择做教师，有一个会跳探戈的人要去阿根廷的舞蹈诊疗所上班，另一个拿了数学荣誉学位的人要去学诗歌，有一个要在美国空军受训作一名飞行员，还有一个要去作一名治疗乳房癌症的医生。你们中有很多人会去学法学、学医学、读研究生。但是，根据戈丁和凯兹的记录，更多的人去了金融和咨询行业。Crimson对去年的毕业生作了调查，参加工作的人中，58%的男生和43％的女生去了这两个行业。虽然今年的经济不景气，这个数字还是到了39%。
   
    高薪、不可抗拒的招聘的冲击、到纽约和你的朋友一起工作的保证、承诺工作很有趣——这样的选择可以有很多种理由。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只会在其中做一到两年。其他人也都相信这是他们可以做到最好的一份工作。但，还是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这样选择。
   
    其实，比起回答你们的问题来，我更喜欢思考你们为什么会问。戈丁和凯兹教授的研究是不是正确的；到金融行业是不是就是“理性的选择”；你们为什么会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看似理性的选择，却会让你们许多人无法理解、觉得不尽理性，甚至有的会觉得是被迫作出的必要的选择？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这么多人呢？
   
    我认为，你们问我生活的意义的时候，是带着指向性的——你们把它看成是高级职业选择中可见、可量度的现象，而不是一种抽象而深不可测的、形而上学的尴尬境地。所谓“生活的意义”已经被说滥了——它就像是蒙提·派森（Monty Python）电影里可笑的标题，或者说是《辛普森一家》里的那些鸡零狗碎的话题一样，已经没有任何严肃的涵义了。
   
    让我们暂时扔掉哈佛人精明的处世能力、沉着和不可战胜的虚伪，试着来寻找一下你们问题的答案吧。
   
    我想，你们之所以会焦虑，是因为你们不想只是做到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而且还想过得有意义。但你们又不知道这两个目标如何才能同时达到，你们不知道在一个大名鼎鼎的公司中有一份丰厚的起薪，并且前途很有保障，是不是就可以让你们自己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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