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季度思想汇报
来源:网络收集 责任编辑:栏目编辑 发表时间:2013-07-02 01:35 点击:次
时隔18年,中共中央再发一个有关农村的一号文件,不仅说明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在发展战略中的轻重缓急地位,也反映了农业问题的严重性及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新召开的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三年彻底免去农业税,兑现了今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的承诺。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农民问题谈了多年,但今天再谈农民问题,应该提到战略的高度:它关系到中国今后的发展及前途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减少贫富不均、缩小城乡差别、改革农村体制的关键所在。
农业停滞不前,农民收入不见增长,是中国近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粮食生产由于农民种粮不赚钱,几年来呈下降趋势。不赚钱的原因在于粮价上不去,而种粮成本不断增加(种子、化肥、农药、农机费等)。农民种粮一年下来,刨去成本,不计劳动力,也只能持平。若遇灾年,种粮越多,越赔本。
种粮不赚钱,除了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外,还大大挫伤农民种田积极性,导致农民弃田不种,外出打工。其后果,中国粮食产量一直下降,播种面积不断减少。拿2002年来说,粮食耕种面积比1998年减少15%。同时,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大大落后。就农民来自农业的人均收入来说,近几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2002年的农民收入比1997年人均减少100元左右。
农村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是否能在当今基础上,按此速度可持续发展下去,已成为学术和实践中一个颇为受人关注的问题。近几年城市消费无力,市场疲软,轻工业、家用电器产品滞销。而与此同时,农村8亿人口中拥有电视机等消费品比例却非常之小。
农村家庭中几乎少有家具陈设、厨房用品、卫生设施。而建材工业在农村的市场则微不足道。农村的基础设施开发,如水、电、交通、通讯,都可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开发农村市场,是中国在今后30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现在发展农村经济的条件,远优于1978年中国改革伊始。如果说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农业战略是为了积累资金,发展工业的话,那么今天工业积累了的资金,就应该可以用于发展农业经济。而农业经济的再次起飞,将支撑着中国今后30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同中国的经济奇迹,今日的中国贫富不均,已举世公认。这已成为今日的严重社会问题,也必将涉及到中国执政党的信仰和执政基础问题。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真正富起来,这不光是农民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是执政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问题。当然,解决这一问题,不是要再“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执政党如何利用国家掌握的经济资源,政策权力,对社会进行更公正的再分配问题 。
温家宝提出的三年取消农业税,就是以税收杠杆,把国家所摄取的收入再分配给农民。这是一个晚到的,但不无作用的政策。在费税改革上,中国应该采取“先养鸡,后下蛋”的做法。坚决把这300多亿农业税从农民身上减去,即使这会导致有些地方财政不足,影响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国家还应防止“收费”回潮。本来农民的公益事业,不能完全由农村的“一事一议”来让农民承担,而应该用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来解决。如在城市修路,不是由城市居民出钱,同样,农村的路为什么要农民们来付之?
需依靠农村自治机制
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光依靠取消农业税是不够的,还应进行农村结构性调整,取消现有乡镇体制,加强村民自治和村委会作用。乡镇的作用,日渐减小,如征粮、募兵、计划生育等。更多的乡镇已成农村改革的包袱和阻力。
大部分乡镇人浮于事,负债累累(实际已破产)。有些乡镇转嫁危机困难于村民,如任意挪用其掌管的农业税附加费,而这笔钱本应用于农村建设。
要使农民收入真正提高,在国家提高对农业投资中获得收益,就必须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尤其是乡镇一级的环节,直接落实到村里。现在农村自治机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并在逐步完善。
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村务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机制,都是可以使国家的农业投资,优农政策具体落实到农民身上的有效保障机制。现在的“六小”工程,农村基础建设有多少一部分落实到农民收入上,使农民真正获益?有很大部分是被消耗、浪费掉。要么前期工作跟不上,要么资金和工程管理不健全,要么建后不配套。如果能将这些工程项目直接落实到村里,由村委会负责,村民代表大会监督,明晰项目产权,管理责任,把工程建设与农民增收结合起来,将会使更多的农民获得实惠。
缩小城乡差别
城市化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一个标准,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发展农村经济,中国应走出一条新路,而不是一味的征地,建造城市。关键是应把重点放在减少城乡差别上。减少城乡差别,定位应放在将现有的村落改造成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农民问题谈了多年,但今天再谈农民问题,应该提到战略的高度:它关系到中国今后的发展及前途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减少贫富不均、缩小城乡差别、改革农村体制的关键所在。
农业停滞不前,农民收入不见增长,是中国近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粮食生产由于农民种粮不赚钱,几年来呈下降趋势。不赚钱的原因在于粮价上不去,而种粮成本不断增加(种子、化肥、农药、农机费等)。农民种粮一年下来,刨去成本,不计劳动力,也只能持平。若遇灾年,种粮越多,越赔本。
种粮不赚钱,除了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外,还大大挫伤农民种田积极性,导致农民弃田不种,外出打工。其后果,中国粮食产量一直下降,播种面积不断减少。拿2002年来说,粮食耕种面积比1998年减少15%。同时,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大大落后。就农民来自农业的人均收入来说,近几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2002年的农民收入比1997年人均减少100元左右。
农村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是否能在当今基础上,按此速度可持续发展下去,已成为学术和实践中一个颇为受人关注的问题。近几年城市消费无力,市场疲软,轻工业、家用电器产品滞销。而与此同时,农村8亿人口中拥有电视机等消费品比例却非常之小。
农村家庭中几乎少有家具陈设、厨房用品、卫生设施。而建材工业在农村的市场则微不足道。农村的基础设施开发,如水、电、交通、通讯,都可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开发农村市场,是中国在今后30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现在发展农村经济的条件,远优于1978年中国改革伊始。如果说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农业战略是为了积累资金,发展工业的话,那么今天工业积累了的资金,就应该可以用于发展农业经济。而农业经济的再次起飞,将支撑着中国今后30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同中国的经济奇迹,今日的中国贫富不均,已举世公认。这已成为今日的严重社会问题,也必将涉及到中国执政党的信仰和执政基础问题。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真正富起来,这不光是农民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是执政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问题。当然,解决这一问题,不是要再“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执政党如何利用国家掌握的经济资源,政策权力,对社会进行更公正的再分配问题 。
温家宝提出的三年取消农业税,就是以税收杠杆,把国家所摄取的收入再分配给农民。这是一个晚到的,但不无作用的政策。在费税改革上,中国应该采取“先养鸡,后下蛋”的做法。坚决把这300多亿农业税从农民身上减去,即使这会导致有些地方财政不足,影响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国家还应防止“收费”回潮。本来农民的公益事业,不能完全由农村的“一事一议”来让农民承担,而应该用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来解决。如在城市修路,不是由城市居民出钱,同样,农村的路为什么要农民们来付之?
需依靠农村自治机制
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光依靠取消农业税是不够的,还应进行农村结构性调整,取消现有乡镇体制,加强村民自治和村委会作用。乡镇的作用,日渐减小,如征粮、募兵、计划生育等。更多的乡镇已成农村改革的包袱和阻力。
大部分乡镇人浮于事,负债累累(实际已破产)。有些乡镇转嫁危机困难于村民,如任意挪用其掌管的农业税附加费,而这笔钱本应用于农村建设。
要使农民收入真正提高,在国家提高对农业投资中获得收益,就必须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尤其是乡镇一级的环节,直接落实到村里。现在农村自治机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并在逐步完善。
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村务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机制,都是可以使国家的农业投资,优农政策具体落实到农民身上的有效保障机制。现在的“六小”工程,农村基础建设有多少一部分落实到农民收入上,使农民真正获益?有很大部分是被消耗、浪费掉。要么前期工作跟不上,要么资金和工程管理不健全,要么建后不配套。如果能将这些工程项目直接落实到村里,由村委会负责,村民代表大会监督,明晰项目产权,管理责任,把工程建设与农民增收结合起来,将会使更多的农民获得实惠。
缩小城乡差别
城市化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一个标准,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发展农村经济,中国应走出一条新路,而不是一味的征地,建造城市。关键是应把重点放在减少城乡差别上。减少城乡差别,定位应放在将现有的村落改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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