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技术的隐忧：以手机媒体为分析对象

　  在2009年3·15晚会上，由传播技术带来的困扰成为了焦点，针对手机媒体，2008年消费者申诉主要集中在垃圾短信的不请自来和手机个人用户信息被泄露。

手机媒体是迄今整合了最多传播元素形式及内容的传播媒介。最初的手机实现了走路与说话同时进行。随着短信的推广，书信这一古老媒介成为了手机媒介的新内容；而手机报和上网功能的改进则是手机意图整合报纸与网络于一体的努力成果。3G手机将会实现数据、图像的实时传输，电视及电影最终也被手机改造了。因此，手机被认为是目前最能够证明媒体融合趋势性特征的媒体[1]。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传播技术也不例外。作为容纳了诸多旧媒介的新媒介，手机在无限延展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时也伴随着垃圾短信侵扰和个人信息安全隐忧，正如黄色书籍之于印刷业 ，病毒之于互联网，我们欣然享受手机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不得不接受它带来的问题。

手机媒体的生存之道

麦克卢汉曾说过，“新媒介是新的原型。刚问世时，它们似乎是旧媒介的降格形式。新媒介必然把旧媒介当做内容来使用。[2]”用旧媒介的生存方式生存，是新媒介最快捷、简单的登场并入住人们生活的方式。这种生存方式之一就是广告。

广告是媒体的生命线。从报纸这一大众传媒开始，每一种新的传播媒介都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存保障，而最终的结果是每一种媒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广告作为生存资料的真正来源。不管是报纸或是电视还是网络，都将事先经过市场研究的针对性受众吸引到自己身边，用丰富的信息或其他内容来捆住受众，真正意图是将这部分受众转售给相应的市场主体（广告公司、企业主、旅游公司等），以换取生存资料。在这两次出售的过程中，第一次是在前台的、显性的；而第二次是在后台的，隐性的。

既然所有的大众传媒都是如此做法，怎独独手机如此不能容忍呢？关键在于手机把原本隐藏起来、经过装饰的后台的出售直接换置前台，两次销售同台进行。这种情形正如巴尔特所观察的，东方文明所使用的筷子将屠宰现场隔离在某个遥远的所在，而西方文明中的刀叉则将屠宰与进食两道工序融合起来并同时呈现于餐桌上[3]。在这个意义上，报纸等传统媒介可谓筷子，而手机则是刀叉。正是这种赤裸裸的做法激怒了受众。

手机媒体：个人空间被挤占

手机之前的媒介传播信息时还部分依赖于公众的主动性，这个过程离不开受众自己打开电视、阅读报纸、上网冲浪，此时信息才得以呈现在受众眼前。这些时间都是有限的，毕竟一个人不可能24小时都面对这些媒介。但是手机媒体却是全天候的，只要手机处于开启状态，信息就会自动到来，随时随地——这是手机媒介极具竞争力的一点——如今却成了烦恼来源。马克·波斯特曾在研究数据库时说，“呈现为电子数字化形式的数据库可以在空间中完美传输，在时间中无限保存；它可以在任何地方永久存在。[4]”手机正是将这种空间、时间都无限延伸的数据库带在自己身边，导致受众寻求信息这一流向的彻底逆转。如今不再是受众主动去寻求信息，而是信息主动来包围受众，各式各样的信息都挤进了公众的生活，这里当然指所有信

用户信息成为手机媒介的新产品

马克·波斯特曾指出：“在经济领域内，进行网上销售的零售商把他们积累的客户资料视为自己的财产，视为一种有价资产，这种资料是他们从销售中获得的副产品，他们可以进而卖给其他零售商。[5]”那么手机运营商也将客户的资料当成了自己的副产品出售了吗？答案是肯定的。

按照福柯的理论，权力/知识是一个社会力量和张力的网络，每个人都作为主体和客体深陷其中，技术则是这个网络的核心部分，它提供持续的动力和保障。手机媒介同样也是传播技术织就的一张权力网，主体在其中被重新建构，客户既是消费主体同时也是消费客体，因此向消费主体出售特定内容与将消费客体作为商品出售给特定市场主体（广告公司、企业主、旅游公司等）是同一行为的自循环过程。这种封闭的循环过程使得受众资料信息既“不是任何人的却又是每个人的”[6]，当我们自愿将个人信息透漏给运营商时，这部分资料就成为了我们无法控制、属于运营商支配的商品。至此，手机运营商能提供的商品就由通话、短信、娱乐等内容扩大至包括用户个人信息。

包围着手机用户的市场主体的联盟与共谋

本雅明在研究电影时敏锐地发现：电影制作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产品就是社会关系的改建。而E·哈钦斯也在自己的书中提过一个学生的有趣想法：汽车制造厂所做的是建立社会关系，而汽车仅仅是他们的副产品[7]。难道今天由手机开启的这一局面早在预料之中了？

围绕着手机用户的产业链已经形成，所有市场主体都在瞬间就拥有了从未有过的明确销售对象，更重要的是共同的商业利益将这些市场主体团结了起来，以前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局面彻底发生改变，新模式的危险性甚于福柯的超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