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不下的头痛

一

我经常想起我的初中生活。

一直以来学习成绩优秀，同学的追捧和羡慕，老师的另眼相待，似乎都是顺理成章。

镇上只有一所中学，学校里只有一栋三层教学楼。初三时教室在二楼最西头。教室前面是一排水杉树，那时已经比我们手臂还粗，性急的已经窜到和三楼一般高。秋风渐凉时节，细细的树叶无声坠落。放学时明明打扫得很干净，第二天早起，地上又是薄薄一层。黄褐色的细小叶子，我狠狠地踩上去，却听不到期待中那种属于树林的沙沙声。

教室后面的空坪上是一排乒乓球台。水泥砌成，拿几块废砖在中间呈一字摆开，就是最简单实用的球网。教学楼西边是通往食堂的台阶。食堂前面有几个形状不一的小花坛，学校一位将要退休的老教师照管着。我经常看到他清瘦的身形，顶着一颗花白的头颅，在花坛里锄草。

初三的班主任是我们初二的数学老师，长得英俊帅气。语文老师貌不惊人，第一天上课时，黑板上几个遒劲有力的粉笔字，却令我们对他刮目相看。物理老师是外地人，我们经常在背地里学他说话，他好像不知道。有个个子小的男生，坐在第一组的第一个，剃了光头。上课时走了神，物理老师掷粉笔头，正好敲在他的光头上，“嘣”的一声，引得大家想笑，但是惧怕老师寒光四射的眼神，只好忍住。

初三时我们都要住校。学习我渐渐感到有点吃力。我一如既往地学习，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别人比我付出的努力多，好几次数学测验，我的分数都在下滑。晚上有三节晚自习，我也觉得力不从心，第三节课时忍不住要打瞌睡。如果是数学课，只好强睁着眼，毕竟是班主任的课。其他老师上课，怎么也赶不走瞌睡虫的侵扰。我常常讨好同桌，让她替我“把风”，我把书本竖直立在课桌上做伪装，自己趴在上面打瞌睡。可是有一次她也睡着了，班主任来放学时我们两个都还没醒。老师站在我背后大声叫我的名字，我猛然惊醒，一下子站了起来。我以为是在上课。同学们哈哈大笑，老师的脸上也挂着狡黠的忍俊不禁。我的脸上“轰”的一下，烧得发烫。

第一次统考成绩出来之前，心里忐忑不已。但是奇迹没有出现，我的数学没有及格。

对我来说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数学一直是我的强项。尽管脸上装着不在乎的笑，其实心里已经把这件事情当成了奇耻大辱。好像每个同学的笑容里都有嘲笑我的成分。看到老师们聚在一起说话，我怀疑他们一定在谈论我。失败的滋味，在一点点地啃噬我的自尊和骄傲。

数学老师找我谈心，说了很久，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在想这个周末回家应该怎么对父亲说，他早就知道我这个星期考试。

星期六下午回家后，我没有吃晚饭，早早蒙着被子睡了。母亲问我怎么了，我随口说了一句头痛。母亲伸出粗糙的手掌摸摸我的额头，说没有发烧啊。我推开她的手说别摸，痛得很。

我根本不知道病痛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知道我病了可以换取一些额外的照顾和娇宠。

二

父亲回来后顾不上吃饭，先看我的试卷。他站在昏黄的白炽灯下，卷子翻得哗哗作响，一言不发。我蒙着头，不敢看，但我想他一定铁青着脸，对我失望得很。

我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期末考试，语文打了八十分，回家后父亲拿着我的卷子边看边问，为什么考得这么差。因为那一学期语文老师家里有事，我们班的语文成绩都不太理想。我得意地说我是班上考得最好的，数学是九十几分。万万没想到父亲抡起巴掌给了我一耳光。这是我父亲给我的唯一一个耳光。当时我捂着火辣辣的脸，哭了整整半天。

母亲在厨房里唠叨着，时而走过来掀开我的被角，不停地摸我额头和后背，又大声叫父亲吃饭。也许是母亲的话起了作用，父亲没有说什么。第二天早上他蹲在门口抽了半晌烟，手里还拿着我的数学试卷。然后吩咐母亲带我去看病。

医生给我诊脉，又用手翻看我的眼脸，肯定地说我没什么问题。母亲不相信，一再强调说我头痛得很，昨天连晚饭也没有吃。医生很无奈，只好给我开了一瓶补脑汁。母亲千恩万谢，带着我回家了。

可能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是补脑汁。那是一种像酱油一样的液体，装在输液瓶一样的瓶子里。头痛可以假装，吃药却没有办法假装。母亲坐在我的床边，把药液倒进白瓷调羹里，要喂我吃下去。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可耻，不禁忸怩起来，执意要自己喝，母亲只好小心翼翼地把盛满药液的调羹递给我。药有点凉，带着一股淡淡的甜，还不是太难喝。母亲坚持要我喝两调羹，我照做了。

下午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去学校。把我送到校门口，一再叮嘱我要按时吃药。药瓶子就在我的书包里。上完一节晚自习，我拿出药瓶，没有调羹，直接用嘴喝了几口。正好班主任老师走进来，看见了，弯下腰问我怎么了，我怔了一下，没有反应过来。老师又拿起药瓶子看了看，说怎么头痛呢？是不是感冒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胡乱地点了一下头。老师又说多穿点衣服啊。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望望窗外，已是深秋，灯光辉映下，依稀可见水杉直立的样子。那些细枝粗桠，都没入了黑夜中。

星期三吃晚饭时我发现母亲站在食堂门口，急切地朝学生队伍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