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与文人的雅逸格调(2)

用墨之前，先需研墨。研墨要有耐心，按顺时针方向，墨锭保持垂直、移动平正，重按缓磨，用力均匀，疾徐有节，忌急于求成。整个研磨过程，就是一个书画的运思过程。古人有云：“非人磨墨墨磨人。”一来构思运筹帷幄，二来凝神养性修身，展现文人雅逸文化的心理取向。

在国画艺术中，以墨代彩，所谓“墨分五色”，就是和水研墨为汁，出现不同的墨色和层次，表现水墨变化。历代文人对水墨情有独钟，王维在《山水诀》中说：“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王洽云：“泼墨山水，烟云惨淡，脱去笔墨町畦。”宋代米芾、米友仁提出“墨戏”。用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一句话“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道出文人以墨代彩，追求水墨的文化心理是“意”所驱使。所以，文人对水墨变化的热爱是追求雅逸文化心理的具体呈现。

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在中国文化中也最具特色。文献上有不少关于纸的奇迹的记载，称颂纸的由来和特色。最早当为晋代傅咸所作的《纸赋》：盖世有质文，则治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犹纯俭之从宜，亦惟变而是适。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贞；含章蕰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若乃六亲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在文中可以体察出古代文人以纸自喻，尚俭高洁、以文为雅、以逸为适的文化心理。这一心理表现在中国书画艺术中，以作为中国艺术一种独特媒介——宣纸来实现。中国艺术重意境，书画的发展主要是运用笔墨在纸上表达。“宣纸”一直是最广泛用于艺术方面的纸，被称为“纸中之王”。其质地精细、洁白、柔软、产自宣州（今安徽宣城）专供书法和绘画之用。宣纸是以檀树皮和禾杆混合制成。其质视其原料中檀皮所占的比例。最上等的“宣纸”，纯以檀皮为原料；普通的“宣纸”，檀皮约占一半至七成不等。以檀树皮制纸的方法，相传是东汉蔡伦的弟子孔丹在泾县于无意间发现，浸在溪间中的檀皮腐蚀后形成纤维体可用以造纸。“宣纸”一词最早见于唐代文献，当时宣州泾县以“宣纸”作为贡品。此后，“宣纸”因其特性一直为书画文人喜用。

宣纸吸水性很强，水墨点在纸上会马上洇开，能达到瞬间水墨交融的效果。用浓墨，墨色鲜亮；用淡墨，层次清楚；用复墨，笔笔分清，干后有立体感，不嫌平薄；用焦墨，飞白清晰；用水混墨能产生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有泾渭分明而又相互渗溶的感觉。最初，人们绘画是在墙壁上涂绘；到唐代，开始在纸上作画。至宋代，书画已发展为一种整体的艺术；许多文人学士既是书法家又是画家。所谓“文人画”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兴盛。

“文人画”的特征是用快速和流利的笔法作画，而洁白、平滑、柔软和有吸收力的宣纸正是适宜这种特征的需要。虽然丝织品也具有上述纸张的一些特性，但价值高昂。此外，用泼、破等墨色深浅法达成的色调效果，也用于宣纸，而难用于丝织品。因此，文人雅逸文化心理的实现，表现在对宣纸特性的把握上。

砚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的，又称研。东汉以后，才抛开研石，自成一体。中国历史上砚台的品种很多，因制砚的材料不同而出现各种名贵的砚台。其中最名贵的是端砚、歙砚、兆砚、澄泥砚，被称为中国传统的“四大名砚”。

文人以文为业，以笔墨为生涯，故又常把砚石比做笔耕之地，称为砚田。一方砚天下多少文章书画从此而出。宋《文房四谱》中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索，可终身与倶者，唯砚而已。”砚不仅为文人书画喜用，而且也反映出文人雅逸文化心理的效应，使访砚、藏砚、赏砚、刻砚，成为文人相会的一种风气。宋代文人视砚为“文玩”。文人从对砚的文玩，意味着摆脱了对效率的考虑，对功利的追求和对名誉的计较，使藏砚表现出文人的学识，赏砚凝聚着文人的高雅。所以，砚呈现的是一种文人的胸襟，也体现着文人雅逸文化心理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