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志士到巨奸，汪兆铭的一生

汪精卫当年以行刺清吏轰动全国。后却以对日退让政策激起前进青年的公愤。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会毕，全体委员下楼合影。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的暗杀者潜入采访，由孙凤鸣执行，向汪连发三枪，击成重伤。1944年因枪伤迸发死去，起自暗杀，死于暗杀，也是他的宿命罢。

汪兆铭于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午夜，谋刺摄政王载沣，地点选在什刹海边的银锭桥。此前已谋划两三年，事机极缜密。他以为革命党行事，不能以一般运动为满足，并且这些运动多在海外展开，而于内地是较少声响，这时不但立宪派人物颇多攻击，就连革命党之大手笔章太炎先生也颇有微词。此前一年，同盟会内讧，革命气氛顿形低沉。因此濒临北上之前，汪兆铭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助手，留信给中山先生，略谓：“盖此时团体溃裂已甚，维持之法，非口实所可弥缝，要在吾辈努力为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因事实之影响著于天下，即攻击者，也当“愧怍之不暇”。胡汉民与中山先生等同志欲阻其行，终未果。

当辛亥革命之前数年，汪兆铭就与同忧之士黄复生、喻纪云、曾醒、方君瑛、黎仲实、陈璧君等组成一小型暗杀团体。其中喻纪云是化学实验专家，他与黄复生担任炸弹制造。武器包括日本日野大尉发明的三十六响铁枪及自动炸弹，曾以小猪为牺牲目标，启动电门试验。原定刺杀西太后的外甥端方，后以其人在清室尚算比较开明者，故转而选定刺杀载沣。惜在当年二月二十三日所埋炸弹因有新掘土痕而被消防警卫队窥破，当局顺藤摸瓜，终在三月七日把汪、黄二人捕获。捕后尝有长达4000余字的历史供词，指斥立宪之虚伪，倡言革命之必需，恣肆汪洋，回肠荡气，为同志推卸责任，而揽之于己身，并抱定必死的决心，期以振起中国，为“后死者之责”。他曾有诗谓：“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颇传诵一时。

当时国内外舆论，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一般顽固官僚，原也作此主张。后由警、政多方要人会审，尤以肃亲王认为立宪时期杀一志士，除迫更多党人铤而走险以外，别无好处。遂改为终身监禁。盖清廷当时心理上已为革命党所慑伏。黄克强先生认为，人民在迫不得已时，方可从事暗杀之道。汪兆铭、黄复生在革命党内起重要作用，又以稳重著称，所以此次暗杀实属唐突。清政府留之不杀，算是聪明。如开杀戒，崇拜他们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就会以血还血地进行报复（参见《黄兴年谱长编》，157页，中华书局）。后因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次年（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数月之内，光复达十五省之多，而汪氏也在这年9月16日获释。

汪氏民国纪元前两年行剌摄政王载沣案在刑部狱中两次亲笔供辞——其第一次供辞有云“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著者按：即黄复生）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处。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故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意在为同志开脱。

第二次供辞有云：“谈法理者，每谓君主仅国家之最高机关，有宪法以范围之，则君主无责任，而不可侵犯，故君主立宪，未尝不可以治国，此于法理则然矣；以事实按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经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专制之权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此强权，无以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他……宪政体，则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之目的，皆可以达，而战争之祸，亦可以免，诚哉言也！或有虑此为不利于满人者，不知果不言立宪则已，如其立宪，则无论为君主国体，为民主国体，皆不能不以国民平等为原则。谓民主国体为不利于满人者，非笃论也。或有虑此不利于君主者，然以较诸鼎革之际，其利害相去当如何？历史所明示，不待详言也……上之所言，于国内现象，略陈之矣。至于国外之现象，其足使中国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尤令人惊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由此言之，则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这一次供词达三千余言，论述立宪的作用和中国的现实，以及革命的迫切，俱言之成理，并就各国历史演绎发论，条畅劲挺，耸人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