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它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的。但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教和佛教的思想中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被日本民族固有的神道教充分提供了。

神道教的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

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道路之后，被扭曲了的武士道又经历了一次畸变。武士道作为封建制度的宠儿，却在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军队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

为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需要用武士道去激励士气，巩固军队，也需要用武士道去禁锢和统一国民的思想，为此，他们开足宣传工具的马力，打着“拯救日本”的幌子，强行灌输“皇国论”、“大和魂”、“为天皇尽忠”等思想。武士道本来就是武士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把军刀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这种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

其实武士道在刚出现的时候，它的本意还是好的，只是到了后来才被人用到了歧路上去了，同时也就让周围的人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镰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镰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克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佐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弑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1200年左右，日本出了一个名满天下的法师。他的一生是奔波劳碌的一生，因为他是说艺人，而且也是一名武师，他生活全部就是刀和文学。他的刀如同他的文章一样有名，他到处讲述武士的故事，讲故事时身旁总有一把琵琶，于是人们就叫他“琵琶法师”。无论刮风下雨，他都在道路上奔波，足迹遍及日本各地。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他的刀锈了，但笔却更加锋利。他的文法如同他手中的刀刃，华丽、任性、痛快淋漓，他可以惊人的不顾事实，但他的满怀豪情和个人行为的确成了武士最初的形象。传说，琵琶法师在晚年，为了磨练自己的刀，砍断了上百棵白桦。而在他有生之年，却未曾找到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