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待何寄

清醒是个极为有用的东西，它能让人按约定俗成的标准，理直气壮地活在众人面前。若同几个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朋友，随便找一个话题漫无边际地聊开去，你总能在这种状态下，面对对方的辩驳与质疑，立于不败之地。这些标准，经过几千年的过滤与检验，虽然不外乎仁义道德，经济学问一类，但当它齐唰唰的摆在桌面上，我敢保证，没有哪个敢胡乱非议。我们从小到大，父母和老师所给予的叮嘱和教育，都是基于这种标准下的乖孩子思想，但长大后才发现，有很多我们羡慕的东西，倒被坏孩子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而所谓的乖孩子，却往往是打肿脸充门面的可怜角色，做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苦主儿。

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恐怕是太过唯心了，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的完美臆想。我倒觉得，人的本心是极容易往坏里靠拢的，因为在坏的世界中，罗列着丰富多彩的个人功能，从彻底的利己主义到自由奔放的欲念，大都符合人的天性，因而也更吸引人。比如懒惰总比勤奋来得容易，自私总比无私来得实用，享受总比承受来得舒服，毁灭总比创建来得痛快，滥情总比专情来得刺激，贪欲总比灭欲来得鲜活。这些所谓的坏，与清醒之心所抱持的好，原本是一个整体，但自从被我们的先贤哲人贴上标签后，便将有机的人性撕裂开来，以黑白分明的方式呈现于世界，好让所有人来监督，以便于进行歌颂与批判。

在人性撕裂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痛苦，世上还没有一把刀，能够像杀死一个人那般容易的来齐根斩断形而上的精神。在好与坏的楚河汉界，便有数不清的灵魂挣扎其中，从而在抉择之间迷茫不定。即使有幸爬上岸的，也总会向对面的彼岸频频张望，因为连他自己也分不清，那里是否遗留了自己本不想舍弃，却又不得不舍弃的东西。那些经过挣扎而舍弃的部分，对他来说或许是极想留下而又不敢碰触的，心里欢喜却又不敢大声宣布的，私底下想来没有错，放在世人面前，却又处处都错的。他爱它们，却必须恨，他舍它们，然而又不甘心。它们就像一只钻到衣服里的虫子，在众人面前，他必须保持微笑，暗地里却不得不咬着牙，忍受它们带来的痛痒。

人要想活得轻松，或者说看起来轻松，人要想活得体面，或者说看起来体面，就必须越过这种痛苦进行一次抉择。我们与其在撕而不断，裂而不分的灰色地带，做迷茫的纠结，倒不如面对这种抉择，认真做一次抉择前的选择。我们有理由怀疑，不管是先秦的诸子百家，还是他们所推行的儒墨道法，乃至于西汉时期外来的佛法，大抵是没有考虑到人性的细微纷繁，或者是自以为是地认为没什么闪失，而将这些所谓的真理，一股脑儿地放之四海而皆准。当初，他们是否认真考虑过这样的标准，有可能会有遗漏，有可能会有偏颇，过多的强调人性而忽略天性，过多的强调精神而忽略肉体。王昭君出塞远嫁，侍夫至死，本该回归大汉，又为何忍“妻其后母”之辱，何言其贞？关二爷逞一时之勇，怒杀恶霸，他的父母因爱子心切，双双投井以让他放心逃命，何言其孝？一生向往田园生活的陶令，却为何在临终之时，留下一篇激越豪放的《咏荆轲》，其淡泊又该从何说起？

我们当然需要一个标准存身立世，也同样需要这一副血肉之躯，能像一棵草木那样，于百年之限，鲜活多姿。我们当然需要一份清醒，以供辨路行走，也有必要，不随便地将瑰丽斑斓的精神交给厚厚的故纸堆，让它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来奴役。至于，如何去分辨是非，如何去选择对错，那不是我份内的事。有人说，精神享受了，身体便跟着享受，我只能点头称然。若有人再问，身体若受到痛苦，会不会使精神跟着不愉快？那时，我将无从辩解。